法律层面禁止代孕“太过匆忙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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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法律层面禁止代孕“太过匆忙”

  近日,《人民日报》关注了中国的代孕话题。“代孕要有‘刹车’,不能任意行驶。”《人民日报》称,“要把代孕技术放在一个特定的笼子里关着,但这个笼子不能太松,‘牛栏关猫’是不行的。”

  法律层面禁止代孕“太过匆忙”

  代孕一直是敏感话题。官方层面,原卫生部2001年曾出台《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》,其中第3条第2款称:“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、合子、胚胎。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。”

  对此,全国政协委员、暨南大学生物学教授周天鸿曾质疑,“代孕”是对不孕夫妇生育权的尊重,生育权是基本的人权之一,生育方式选择权是生育权的基本内容之一,因此不应剥夺不孕夫妇通过代孕技术获得子女的权利。

  “作为一种相对新兴的事物,代孕确实涉及一系列伦理问题,也对社会管理带来挑战。”知名人口学者、携程执行董事会主席梁建章在专栏文章中表示,但倘若如草案那般采取一刀切的禁止措施,短期看似乎暂时消除了争议,长远而言却可能埋下巨大的隐患。

  “法律层面严格禁止任何形式的代孕太过匆忙,不仅不能降低潜在的风险,反而可能制造更多问题。”根据中国人口协会的数据,目前中国大约有10-15%的育龄夫妇因为生理问题无法生育。

法律层面禁止代孕“太过匆忙”

  “特别是,长达30多年的一胎化政策造成了上百万并最终可能达千万的失独家庭。这些家庭因为计划生育政策被剥夺了生育二孩的权利,在唯一的孩子夭折之后,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。如今尽管放宽了生育限制,但他们大都已经错过年龄,几乎无法再正常怀胎生育了。”梁建章认为,“这种情况下,严禁代孕无异于堵死了这些失独家庭最后的希望。”

  《人民日报》近日也引述北京大学医学部伦理学副教授尹秀云的话称,代孕技术的应用有两个问题,一个是法律上的,一个道德上的,“即便法律不允许,也不能把代孕悬置起来,完全不考虑”。

  “不是一刀切地一禁了之”

  其实真正需要的是规范代孕行为,而不是一刀切地一禁了之。

  很多国家是在承认代孕合法性的前提下“加以规范”。“美国50个州里,至少有30个州的法律允许或不禁止代孕,或对代孕持正面态度。其中不少州的法律对代孕行为做出了各种规范。”梁建章介绍,比如,要求每一位代孕者必须在代孕前接受心理评估、性格测试和传染病检查。

  事实上,同样还身为携程董事会执行主席的梁建章,还在多方布局下,助力携程于去年11月战略投资了美国试管婴儿就医服务提供商智特医疗过去6年中,智特医疗已协助近千个家庭赴美完成试管婴儿。

  另外,就目前的市场看,代孕可分为非商业性和商业性代孕。在梁建章看来,合适的条件下,非商业代孕,“双方完全自愿,而且不涉及任何金钱交易的代孕行为,法律应该网开一面”。

  至于商业代孕,梁建章认为,从正面看,允许商业代孕有利于各方以合同来规范代孕过程;像探视权、隐私权之类容易引起争端的事项,可以在谈判中予以明确。需要指出的是,在其他国家允许商业代孕的背景下,中国严禁任何形式的代孕,只会促使部分有条件的家庭远赴海外进行代孕,造成“只有富人才能代孕”的不公平现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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